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很低，国家很穷，生活太苦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还是比较困难，矿院老师们穿的衣服没有补丁的不多，冬天穿不上棉鞋、穿不上袜子是常有的事。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父辈对我的教育和叮嘱，也常跟我的孩子说，你们爷爷辈是提着脑袋打天下，我们这一辈是勒紧腰带建设国家，你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不能光想着自己，你们得想着多为国家出点力。

从开始工作，我就下决心要把工作做好。我喜欢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看看他们有什么烦心事，或者有什么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帮着他们解决克服，一心想把学生培养好。

其实，我们的学生是很好的，学校历来就有很好的学风。印象最深的是数学七七级、七八级的学生，那批学生啊，真好！这些学生当时生活都很困难。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负责接待新生，帮他们搬行李，在学校里安排他们住宿。山东科技大学原工会主席高飞常说：“我来到矿院，就是韩老师接的我，我住在五楼，行李卷就是韩老师帮我扛上去的。”安排好住宿后，我通常就是跟他们聊天、交心。这批学生也特别用功，报到的当天晚上就想办法学习。当时，好多学生没有书，我就把手头上的参考书等借给他们看。学生们借到书后，晚上都看到后半夜，开课之前都预习好几遍了，看了以后就问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开课之后，学生把书上的问题弄明白了，再看参考书、课外书，想尽办法学更多的东西。平时，这批学生在教室里学习，赶都赶不出去。到了课外活动的时候，让他们出去放松放松，经常是从前门赶出去，他们从后门再进来，继续学习。作业有做错的，不用老师说，回去自然都重做了。有的题目，他能想出用好几种方法做出来，连我批改作业的时候，都能从学生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学生们都很吃苦耐劳，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厕所也是同学轮流打扫。无论是宿舍楼，还是教学楼，教室、楼道、厕所，里里外外，同学们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每次检查根本查不出什么问题，连门框上面都擦得干干净净，用手摸都摸不出灰来。他们吃饭也都很节省，地瓜面窝窝头，5分钱1个，大锅菜1毛钱1份，家庭困难的同学好多吃不饱。虽然他们生活很困难，但学习特别用功，并且都非常尊敬老师，每一节课都会在讲台上给老师倒好一杯热水，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这个班有许多同学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如韩茂安。他家庭比较困难，一件短袖衫脏了，晚上洗洗第二天接着穿，有时不干也接着穿，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假期里，他都留校学习。有许多个假期，我让他住我家里、帮我看家（假期我常回老家探望父母），并告诉他家里有面条、咸菜，可以随便吃。然而假期回来，他一样都没动。他学习非常优秀，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当时南京大学“数学三巨头”之一的叶彦谦教授。

再如汤奇，毕业后考研究生，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报考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汤奇报了。起初有些保守，没敢报出国学习的志愿（成绩前五名可以出国学习），结果呢，苏步青亲自把电话打到咱们学校来，说汤奇考了第二名，赶紧通知学生准备出国。这么好的事，汤奇仍要跟他父母商量。那时通信不发达，等他父母同意的意见到达学校时，已经过了截止时间。此时，苏步青亲自与教育部联系，为汤奇争取了一个出国学习的名额，汤奇终于获取了出国学习的机会。

2002年，我们搬迁到青岛校区，个人的生活条件明显好多了，但是学校贷了不少款，校领导号召大家要勤俭节约，过穷日子。学校老师们很注意节约每一分钱，按规定，教授出差可以打的，火车可以坐卧铺。但是我们这些教授出差很少打的，很少坐卧铺，省一点是一点。基本不坐出租车，都是坐公交车再转轮渡，那时候也没有海底隧道，也没有跨海大桥，就坐轮渡过去，再走到火车站，花的时间比较多。

有一次我出差，为了赶火车提前3个小时离家。早上我去食堂吃饭，结果食堂没开门，我跟师傅说卖给我几个馒头几个鸡蛋我带着路上吃。师傅说没有电，没法打卡。师傅对我挺好，听说我急着出差，就让我先拿两个馒头两个鸡蛋，我就想着回来再打卡。出差一个星期后回来，我去伙房补打卡。师傅非常感动，觉得这个老头真认真啊，这件事他早忘了。从那以后食堂的师傅没有不认识我的，都知道这个老头姓韩，就是拿俩鸡蛋俩馒头回来打卡的那个。真的，不光我一个人，全校的老师都是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尽量为学校节省可能的每一笔资金，有困难自己克服，为建设美好科大尽了每一个人的责任。

总的感觉，就是矿院人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矿院人时刻想着国家，大局意识特别强，奉献精神特别强，实干精神特别强，撸起袖子就干活，卷起裤脚就下水。这种作风，是几代矿院人孜孜以求传承下来的，是几代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优良的校风造就了优良的学风，每一个科大人都有责任把这种校风、学风不断传承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