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多次出国留学或者访问。1982年11月到1984年12月，我受教育部公派，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采矿学院当访问学者两年。

受学校委派，我和杜崇澍一起去英国冬卡斯特矿业学院讲学六周，讲的是矿业系统工程，向两个班分别讲解，一个班5名学生，另一个班十几名学生，课后还有作业。讲课结束后，该学院的老师陪同我们访问了英国伦敦的多所大学，有剑桥大学、诺丁汉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参观了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矿山机械厂。在纽卡斯尔大学我还做过《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与展望》的报告。

我去过印度4次。第一次是我单独去印度丹巴德市的印度中央采矿研究院参加“地面沉陷国际会议”；第二次是陪同沈光寒院长和煤炭部的徐芳初高工访问了印度中央采矿研究院和印度矿业学院，签订了相互交流的协议，印度矿业学院采矿系主任和教师两人进行了回访，相互作了学术报告；第三次是与东滩矿张迎弟总工程师、谭允祯等8人去新德里参加“国际采矿安全会议”；第四次是陪同王明镇副院长和姜福兴、吕福军等人，专访印度中央采矿研究院和印度矿业学院等学术机构。

我还访问过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和埃森采矿研究中心。说起这些出国的经历，就要说到我学习外语的经历。1982年，我接到出国访学的任务，面对的难题就是外语关怎么过。42岁正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孔子曾说“智者不惑”，我在当时，不仅不是智者，而且还要从零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学得不好，早已忘得差不多了，而英语仅仅认识26个字母。40多岁早就过了学语言的最佳年龄，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但是，既然接了国家的任务，就得咬着牙去完成，开始学吧！

英语有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技能，我觉得首要的事情是能听懂，至少能回答“Yes or No”。为此，我就一边背单词，一边练听力。我那时除了睡觉之外都在背单词，就连排队买饭的时候，都是拿着单词卡在看。因为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如年轻人，记了好几遍的单词，仅仅只是看着眼熟，却不记得什么意思。为了练习听力，我用录音机录下来一些英文段落反复听，听一句写一句，听不懂的英语单词就模拟着大概的发音查字典，再把查到的词放入句子中。如果整个句子的意思能说得通，说明词查对了，发音也就记住了，印象特别深刻。虽然这样做一开始很慢，但是坚持一两个月就好多了，慢慢能听懂的就越来越多了。如果真的能听懂了，说就相对容易些，你可以回答“Yes or No”，也可以顺着对方的话说。回想起当时的这种状态，就像干海绵放进了海洋里，拼命地吸水，凡是和外语有关的，都去听，都去学。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还参加了煤炭部的英语学习班，当了班长，通过了教育部的考试。

当真正走出国门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时，新的麻烦又来了。很多口语和书本上学的不完全一样，还是听不懂。比如，有一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门口等一个同学，一个女孩上前问我：Sir,do you have the time? 我以为她问我有没有空？我不认识她啊，就连忙回答：Sorry,I’m busy,I’m waiting for somebody.我说很抱歉，我很忙，我在等人。她说No,no,no，指着左手腕，意思是问我“几点了”。这个表达方式就跟书本不一样。后来，在街上我遇到一个打篮球的孩子，他也这么问我：Sir,do you have the time? 我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认识一个美国学生，我俩关系很好，有天早上，他见了我就问：What’sup? 我又懵了，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意思就是平时老朋友见面问：“近来可好？”回答应该是：Nothing much。

在国外，中国同学住在一起不利于英语学习，大家会忍不住讲起中文来。为了尽快学会用英语交流，我的办法是尽量利用吃饭时间与研究生聊天，尽可能多听课，听各种口音的老师讲课，这对提高听力很有帮助。周末还经常到教堂去，那里有很多慈祥的老头、老太，他们都很愿意跟我们交朋友，聊天。

听、说、读、写对中国学生来说，“读”是强项，“读”就是看书。过去大学毕业的学生看英文书都没有问题，但听、说都不太好，学的是所谓的“哑巴英语”，到了写就更难了。说到写英语文章或翻译科技论文，我的体会是：英文文章要写得好，不仅要掌握好英语语法知识，而且也需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提高中文修养，注意学习英语语法。将中文的科技论文翻译成英文，最重要的是先要搞清楚整个句子的含义，进而分清句子的主语、谓语和宾语等主要成分以及其他成分，再进行翻译。但英语的表述很灵活，可以用主动句，也可以用被动句，科技文章常用被动句。

回国以后，外国专家来系里做报告时都由我做翻译。后来的十几年，学校的《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英文摘要也是由我来翻译。

20世纪90年代末，受煤炭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委托，我作为主编牵头编写了《采矿工程英语》教材，为整个煤炭系统 8 所高校的采矿专业所采用；2014年，我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的委托，对该教材重新进行了审定，并再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