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许多中国人不愿意说也不想说的时代。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有着不同的惨痛经历。
1966年，山东矿业学院的院长是刘子光。在学校的历任领导简介中，对他有一句这样的评价：“在山东煤矿学院创建中，1963年山东煤矿学院与淮南矿业学院等校并校后，面对众多困难，团结建校，艰苦建校，为创建新型的煤炭高等院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句简单的“众多困难”，涵盖了多少具体的困难和痛苦，恐怕只有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有深刻的体会。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几乎所有的师生都很佩服刘子光，对他可以说是交口称赞：我们那个校长太厉害了！甚至，后来的毕业生做人做事都向他学习。他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做报告，都是脱稿，能讲几个小时。大家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都认为他厉害得不得了。其实，刘子光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工农干部。早期参加革命，进城以后，曾在山东淄博矿务局工作，后来任淄博矿务局的局长，再后来是山东煤管局的副局长。1963年，他从山东煤管局副局长调到我们新成立的山东矿院任党委书记和院长。他自己很努力，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初，工作组进校，到27日，学校的造反就铺天盖地了。工作组进校，在全校大会上，刘子光做报告，下面掌声不断。后来，工作组就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目标就是要揭发你们党委。”这样一来，刘子光就很被动了——他是党委书记啊！
工作组当时来了五个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分化党委，让党委先内部揭发。结果很自然，刘子光和他的夫人（当时担任我们机电系的党总支书记）都受到了迫害。他们的家被抄了，被迫去住牛棚，每天都被批斗，在炎热的太阳底下进行拔草、抬筐之类的劳动改造，日子过得很苦。斗他们的，有很多是不懂事的学生。有个学生还是烈士子弟，斗他的时候就用手砍他们的脖子。学生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倒感觉很革命。
遭到批斗的还有所谓刘子光“黑帮一系”的人。我当时29岁，担任机电系党总支副书记，首当其冲，被认作是刘子光的一派。那时，我的头发都被剃了，脖子上挂上牌子，先在院里游斗，然后再到大街上游街。身为年轻的女同志，这简直比死还要痛苦。我的爱人当时在青岛、淄博搞“四清”，他一回到学校，别人就告诉他：“你家张荷英被批斗了，头发都剃了，还挂个牌子！”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很丢脸。很多同事都怕我自杀，但，我忍住了。我反复告诉自己：“我不能死，我不能自杀，我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我不反革命，我要死了就说不清楚了，我要活着，有一天总归能说清楚。”
为了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孩子，我白天把孩子放在幼儿园，孩子从幼儿园接出来后（包括周六和周日），就把孩子放在楼下邻居家里。晚上孩子回家，我就把自己白天游斗挂的那个牌子藏到床底下，不让孩子看到。后来，游斗得紧了，我干脆直接把孩子放到别人家，不让孩子回家了。那时，最让自己难受的，不是去游斗，而是怕孩子看到自己的形象。孩子才4岁，不懂事，看到就会说：“妈妈学了黑修养了！”孩子不知道黑修养是什么东西，但他却能从大人态度里，感受到黑修养不是好东西。
每天被游斗，就是那些日子我的主要生活。大夏天的，也不能回家，游斗到中午，坐到食堂门口吃口饭，继续游斗。那时自己非常狼狈，剃了头发，挂着牌子，身上也是土一块灰一块的，形象惨不忍睹。我都不敢照镜子，也几乎不上街。
同样被批斗的还有组织部长耿杰三。他早年就参加了革命，是个很勇敢的人。在我的印象里，耿杰三很厚道，很老实。在这场浩劫中，耿杰三也被认作是刘子光的心腹，受到了许多摧残。后来耿杰三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在劳动中，手经常抖动，拿不稳东西。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刺激，逐渐地，耿杰三精神上开始出现问题，含冤而终。
后来，枣庄煤矿派来了工宣队，到1968年12月，大家都背着行李去了枣庄。大家一边受批斗，一边还要下井、劳动。普通老师也都去了，都住在集体宿舍。开完九大以后，大家开始陆续回来。后来中央出台政策解放干部，到了1970年的春天，刘子光才开始出来工作，大家的日子才算好过了一些。
在领导干部忍辱负重的同时，学校也在这场巨大的社会颠簸中艰难地行进着。
从1963年山东煤矿学院与淮南矿业学院等校并校，到20世纪70年代初山东矿业学院在泰安发展，近10年的时间中，学校不断搬迁，上级领导关系也从煤炭部变为山东省。“文革”中，军代表和工宣队进驻学校，他们来了之后，就占据了主要领导岗位，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运动。后来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其中反反复复，来来往往，虽然也搞教学，但政治运动还是占了很大的成分，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办学和发展。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改善。
1978年1月，国家正式恢复高考，第一批通过高考的大学生算七七级，结束了延续6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通过高考进来的大学生文化水平比较齐整，有利于教学的组织。同时，学校也开始招研究生。1979年有3个研究生招生计划（一个系招一个）。机电系招的学生叫马宝甫，采煤系招的叫宋扬。矿建系主任觉得不够条件，就没有招。所以，事实上，那一年学校只招了两个研究生。
与之同时，学校各项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所属关系也开始理顺。1978年，学校重新划归煤炭部管理。和中国社会一样，在经历了10年曲折后，学校的发展终于步入了正轨。
1990年4月19日，刘子光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70岁。以他为代表的那代人，经历了学校的成立、搬迁、合并与动荡，将学校的发展送入正途。他带着一个时代的困苦，告别了这个世界，没有看到学校以后的飞速发展。9年后，山东矿业学院、山东煤炭教育学院经教育部批准，合并成立山东科技大学。历史与现实，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一次转换。山东科技大学告别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破茧化蝶，振翅东行，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的腾飞。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张荷英 整理：孙善清）
